近日，浙江省首批“科技新小龙”名单出炉。96家企业2024年实现约187亿元营收，比上年增加近50%；研发投入总额逾47亿元，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中位数超过了30%。这意味着，这些企业每赚三块钱，就有一块钱是直接烧在研发里的。

在这些企业内部，研发人员平均占比48.7%，超半数企业技术团队占比超50%。说明这些企业本质上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司，而是披着商业外壳的“科研小组”。

看着这份名单，我想起去年初火爆出圈的“杭州六小龙”。当时有声音认为这6家公司可能有运气成分，但现在96家“新小龙”的亮相，不禁让人思考，这种从点到面、从杭州外溢到全省的现象，背后一定存在某种必然的运行逻辑。

我们都知道，工业时代创新的核心支柱是资本和机器，靠的是高强度的固定资产投入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资本和基础设施密度超过浙江的城市有之，这么多“小龙”诞生在浙江，原因是什么？那是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创新的范式已经发生重大调整，即从硬投入变成了软投入。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反转。当“智力”和“数据”替代了“机器”和“资本”，创新的逻辑就从“重资产”投入变成了“软投入”。

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一位中国博主带孩子参观Space X总部。孩子看完大失所望——因为太破了。如果不挂那个牌子，从外表看，就是个大仓库，还不如我们县城里有的工厂来得气派，甚至没门卫、没围墙。但就这么个“破仓库”，撑起了1.5万亿美元的市值，把航天发射成本降低了90%。猎鹰9号的火箭机身、梅林发动机、所有的航空电子设备，还有龙飞船，全是在这儿生产组装的。这里还是全球指挥中心和研发中心，工程师的办公桌就在车间旁边，看着火箭搞研发。

这发人深省。我们有些地方的政府招商引资、银行放贷乃至资本市场的估值，潜意识和规则设计里，是不是还认为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才是资产，才是实力？

前不久听浙大黄先海教授关于创新生态的讲座，他特别提到了一个词：颠覆性成果的虚拟破坏性。以这次“新小龙”名单里占了重头戏的创新药领域为例，以前研发一款抗癌药，得从上万个药方里一个一个试，那叫“十年时间、十亿美金”，属于典型工业时代的高成本博弈。现在呢？在杭州的实验室里，通过人工智能模拟，一两周就能把一个化合物的去向搞清楚。研发速度呈几何级数加快，且大部分失败成本被“虚拟化”了。这种新范式，让杭州这种人才集聚、数据充盈的城市，避开了硬性资本的相对短板，直接切入了未来的赛道。

今天的制造业，早不是堆钢筋水泥的年代了。Space X之所以牛，不是因为它的车床转得比别人快，而是因为它的软件能控制火箭倒着飞回来。那个把成本降低90%的核心，不是硬件本身，而是控制硬件的算法，是极致优化的系统工程，是那些脑袋里装着奇思妙想的人。

我们太需要一场观念上的“去硬件化”了。否则，盖再多漂亮的工厂，也只是给别人的软件做嫁衣的代工厂。

当然，这是底层逻辑上的东西。要让这颗范式变革的种子在浙江落地生根，还得靠三个关键机制。

第一个就是青年创新主角机制。这些年跑了很多企业，最大的体会就是“年轻”，以前觉得80后年轻，现在都是90后甚至00后了。比如杭州为什么能跑在前面？因为这些年杭州进一步敞开大门，引才、留才能力不断提升，“十四五”时期就累计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生超200万名。

更关键的是，浙江敢让年轻人当“主角”。像名单里的很多团队，平均年龄才20多岁。这在很多讲究资历的地方是不可想象的。杭州乃至全省营造了一种氛围，不仅把你招进来，还把你推向世界一线创新的前沿，让你担当大任。这种“青年造梦之城”的标签，不是宣传语，而是这些企业的真切体会。

第二个机制是双赋能机制。很多人谈浙江的成功，喜欢归结为政府有钱、政府重视。政府的“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确实深入人心，但这只是一方面的赋能。浙江真正厉害的地方，还在于它拥有极其强大的微观企业平台，也就是像阿里、网易这类数字巨头。这些平台其实是年轻人的“高段位练兵场”。

一个大学生来到浙江，先进大厂历练，平台为你的创意提供数百万元的启动金。成了，你是公司的英雄；败了，你回岗位继续干。这种低成本的试错机会，是任何政府补贴都替代不了的微观机制。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大厂赋能人才，人才出来创业，创业又反哺生态。这种政企协同的“双赋能”，让浙江的创新创业超越了“脑子一热撞大运”的激情模式，形成了一种成建制、规模化的成熟产业生态。

第三个，也是黄先海教授提到的最核心的根部力量，双前沿机制。浙江创新的背后汇聚了以高校系、阿里系、浙商系、海归系为代表的“新四军”创业大军，其中高校系的代表是浙江大学。为什么浙大校友出的企业家这么多？就在于浙大人才培养的“顶天立地”。

所谓的“天”，是浙大的老师能把全球最前沿的科研成果直接导入课堂，让学生用英语交流、读最新文献，确保思维不落后于世界。所谓的“地”，是这些理工科老师大多身兼企业职务或干脆自己创办企业，他们把中国工业前线最真实、最难搞的问题带回实验室和组会，跟学生一起死磕。这种既懂最先进的理，又摸过“一线”活的人才，一旦投入到“新小龙”的赛道里，爆发力是惊人的。

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回看浙江这20多年的政策演变，从20多年前的数字浙江布局，到后来培育阿里巴巴等企业，再到近年来全力打造城西科创大走廊、支持浙大和之江实验室等建设，浙江政府表现出了一种罕见的战略定力。它不是在追逐热点，而是在造就生态。

这种生态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是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从早期的B2B电商，到后来的移动支付、云计算，再到现在的人工智能、商业航天和生物制造……

当然，未来的竞争会更加残酷，迭代速度已经从“年”变成了“周”。为了让这些“新小龙”真正化为“巨龙”，我也有一点思考和期盼。

第一，要真正从底层逻辑上告别硬件崇拜。硬科技不是硬投入。既然Space X在仓库里就能造出火箭，以后无论是政府招商引资，还是银行给贷款，也要学着去评估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软资产”，比如研发强度，比如代码质量，比如人才密度。只有把指挥棒从“水泥地”转向“脑细胞”，那些披着商业外壳的“科研小组”才能挺直腰杆。

第二，要深化长期资本的容错机制。这96家企业里，近半数复合增长率超50%，但它们对研发的投入太高，盈利压力极大。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资本，建议省级层面、地方层面的产业基金进一步向早期团队倾斜，向小而美的公司倾斜，改革考核机制，真正雪中送炭。

第三，要警惕人才内卷对创新激情的蚕食。常有企业反映年轻人留不住，虽然浙江目前仍是人才净流入，但也要警惕较高的生活成本变成创新的“灭火器”。同时，我们要重塑一种深度的创新文化。就像有的地方的匠人精神那样，很多开发者、工程师一辈子只专注解决一个细微的工艺难题，以“极致”为荣，而非以“跳槽涨薪”为荣。这种对职业信仰的守望，正是我们需要传递的价值观，也是浙江创新生态能够长跑的基石。

（明文彪，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