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游商帮是指以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代中叶，以经营珠宝业、贩书业、纸张业著名。明万历年间，它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帮商人在商场中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它以一府一县之地为基础，聚集了大量资金，而成为中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之一。

龙游商帮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发展路径和坚韧的开拓精神，成为传统商帮的典型代表。陈学文教授等前辈学者的奠基性工作，已为我们勾勒出历史轮廓、基本特征与总体面貌。面对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创”）的时代要求，对龙游商帮的研究亟待拓展新的维度、挖掘新的内涵、激荡新的价值。

受龙游县委托，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浙商博物馆，聚焦龙游商帮文化“两创”的时代要求，精心策划选题，组织邀请专家，征集最新研究成果，力求从新视角对龙游商帮文化的“历史根脉，当代价值、未来方位”进行开创性的再探索。这既是对既往研究的深化与突破，也为激活传统商业智慧、赋能当代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与精神动力。现将本次《“两创”背景下龙游商帮文化时代价值研究》中部分专家学者的核心观点提炼概述如下，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后续也将分批陆续发布。

一、龙游商帮的历史源流和原貌

（一）龙游商帮：不止于龙游

厦门大学前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傅衣凌教授是龙游商帮研究的开创者。他在1958年3月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明代浙江龙游商人零拾——明清商业经济史札记之二》，首次对龙游商人进行了专门研究，开启了龙游商帮研究的先河。文中提到：关于明代衢州府商人的活动情形，西安（今衢州市区）商人颇活跃。而常山商人接踵于北京者，数亦不少。其中以龙游商人最为著名。天启《衢州府志》则云：“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陈学文作为国内“商帮”研究的权威，最早明确提出了“龙游商帮”概念。他认为龙游商帮是指浙西地区的商业资本集团，涵盖了历史上衢州府西安、常山、开化、江山、龙游五县和金华府兰溪县以及绍兴府的会稽、山阴县等地的部分商人。因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活动范围最广、积累资金最多，故冠以“龙游商帮”之名。

从龙游商帮辐射的地理范围，或可称之为“瀫水商帮”，即衢江流域的商帮。比如周边的兰溪，其诸葛家族以中药业著称，诸葛源生父子两代致力于中药业发展，对兰溪经济社会发展颇有贡献，并与龙游药商渊源深厚，体现了龙游商帮与兰溪商人在商业上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

（二）龙游商帮崛起的历史背景和地理元素

在探讨龙游商帮崛起的原因时，专家学者总结归纳了很多龙游商帮成功的原因。陈学文认为龙游商帮兴起的原因有四点：一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二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三是强烈的致富思想；四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

杭州商学院人文分院原院长韩永学通过对龙游商帮的大量史料研究，在《龙游商帮地理、历史、文化交织影响及其对当代的赋能》一文中指出，龙游商人骨子里有一种昂扬向上、勇于开拓的精神，他们不由天，不宿命，不知足，突出主体的独立性、商人的自主性，这种精神或许是龙游商帮驰骋天下、兴盛一时的原动力。他认为龙游商帮文化对当代商业和文化赋能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家书宗谱中的“宗归”；二是历史著作中的“商规”；三是老字号中的“儒术”。

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浙江图书馆党委书记雷祥雄和浙江文广旅宣传推广信息中心付丽萍在《士魂商才——古代龙游商帮儒商内涵和当代龙游企业家精神文化》一文中指出，龙游素有经商传统和商业文化的培育传承，商祖范蠡备战复国的传说和陶朱村地名至今留存。范蠡在姑蔑古国的商战实践，早已植入龙游商帮的遗传基因。南宋政府恢复农业生产，重视多种经营，鼓励经商，经济迅速发展。衢州商人在京城临安开设饭店，专售盒饭，时人称之为“衢州饭店”，即今衢州菜前身。在安土重迁的年代，龙游人即有外出经商的传统。

龙游自古以来水陆交通发达，农业基础好物产丰饶，为工商业生产和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特别是萌芽较早的外出经商和异地贸易行为，逐渐成为重要的地方性知识和习俗传统，深刻的影响了一方百姓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使得在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年代，工商业成为龙游百姓的自主选择。

（三）形成过程：从边缘到主流的演进

专家对中国传统商帮的确定和命名有其标准：一是来自于相同地理范围，以血缘、乡谊为纽带，有相当的资本积累和人员数量；二是以会所或会馆为标志，这是古代商人群体在异乡联络、计议的物理空间。龙游商帮萌发于宋，鼎盛于明代中叶。浙江省文化厅原产业处处长何蔚萍在《龙游商帮精神：浙商精神之源头》一文中指出，南宋宰相余端礼题写的匾额“龙游行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物证。说明在当时的杭州，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龙游商人集聚于此。而且有会馆以供龙游商人们聚会、交流，联络乡谊。

从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龙游县从商人数不断增加。万历时龙游知县万廷谦在《申明乡约保甲条规》中云：“龙丘之民，往往半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明人叶敬君在《禁米论》中也提到：“龙游之民为商贾几半，耕者少，则禾稼亦少。”直至清康熙年间，《龙游县志》卷四《田赋》载：“龙邑土宜……惟南乡稍有竹木纸笋之利，可以贸易他郡……若北乡则只有柏油一项，余无可恃者。故北乡之民，率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县志的这个记载清晰的告诉我们：超过一半以上的老百姓离开家乡外出经商。陈学文认为，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自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龙游从商人数有增无减，商贾比例逐渐扩大，这一趋势在全国也较为少见，反映了龙游商帮在这一时期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

（四）步履所及：长三角与海外的拓展

出去多、走得远，是古代龙游商帮的重要特点，也是其影响力大的重要依据。新华社上海证券报总编辑（龙游籍）刘冬赋、上证报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王敬博在《千帆过尽见浮沉——龙游商帮与长三角商业文明的八百年交响》一文中指出，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市镇经济、商品经济的繁荣，为龙游商帮提供了资源型贸易与手工业生产的双重机遇。龙游商帮凭借“无远弗届”的开拓精神，将商业版图拓展至长三角腹地。

至明代中叶，龙游商人构建了“产地—中转—终端”的贸易体系，深度融入长三角市镇经济。该文认为，龙游的竹木、茶叶、笋干等物产通过衢江—富春江—钱塘江水道，形成了“山地资源—长三角集散—全国流通”的产业链。

在海外贸易方面，龙游商人从宁波、上海等长三角港口出发，涉足日本、吕宋，将丝绸、瓷器等运往海外，带回珠宝、香料等奢侈品。尽管受明清海禁政策限制，仍有部分商人参与走私，如嘉靖年间“通倭”案例中就可见龙游商人的身影。

原《龙游县志》主编劳乃强、龙游县地方志学会会长黄国平还发现了多处散落全国各地的龙游后裔聚居地，在《龙游商儒的空间布局和域外影响——以龙游人在迁徙营商为例》一文中，作者以典型的广州南海平地黄氏为例，其祖籍来自浙江省衢州府龙游县立德乡（现湖镇原七都）张家埠村（古称锦衣里村），迄今已有900多年，至此地繁衍已有32代人。村中还专门划出5000多平方米的土地，协调给有需要的港澳乡亲建房，并将此区域命名为“龙游新村”。街巷以龙游称之，实为慎宗溯远，缅怀祖籍故土之举。

原龙游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县工商联党组书记吴安春在《新时代龙商文化的传承脉络、精神定位与时代突围》一文中指出，现代龙商走出去，足迹也是遍布全国，异地商会网络覆盖广泛。北京、上海、深圳、鄂尔多斯、江苏、重庆、四川，省内杭州、宁波、嘉兴、台州、义乌、金华等13地城市都成立了异地龙游商会。

据不完全统计，现有在上海创业谋生的龙游籍人士约一万人左右。中国年轻人熟悉的B站联合创始人、总裁徐逸，就是在上海创业的龙游人。1989年出生于龙游的徐逸，16岁从龙游老家中学毕业考上北京邮电大学，2009年20岁那年就创办了B站的前身MikuFans，成为龙游人新经济领域创业的标杆之一。

在省城杭州创业生活的龙游人则有3万多人，在杭州创业发展的龙商呈现出多领域、深层次的多元发展态势。据杭州龙游商会不完全统计，在杭龙商每年纳税超5亿元，年销售额超100亿元。以商会会长柯国宏为例，其本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1999年辞去公职，创立凯马国际有限公司。在其国际贸易主业之外，柯国宏还参与投资了中通快递、美团、今日头条、树兰医疗、快手、Airbnb、DataVisor、Unity、蔚来汽车、贝壳找房、新农股份等各类新经济企业，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二、龙游商帮文化的基本特质

（一）诚信经营：龙商兴盛的基石

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龙游商帮获得成功的首要原因。韩永学指出，龙游商人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他们坚守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的儒商品格。如傅立宗纸号，纸优价实，为保证质量，纸品统加印“西山傅立宗”字样，以示信用。姜益大棉布号，特聘了三位有经验的验银工，凡经流通该店的通货，均加盖印记，以示负责。滋福堂是著名中药店，以重金延请名医监制丸药，配制成药准确无误，分工细密，层层检验，要求药工对顾客的健康负责。

（二）公益慈善：社会责任的担当

在商人处于士农工商社会阶层下层的历史时期，部分龙游商帮代表人物取得了较高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影响。如李东阳等社会主流人物与他们有较多的直接交往，给他们文集作序，给他们写墓志铭。原因在于这些龙商不仅仅拥有财富积累，关键在于他们具有“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感，符合儒家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评价标准，因而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

衢州文史馆张朋华、衢州学院吴锡标在《龙游商帮精神与南孔文化渊源探析》一文中指出，在近千年的商业实践中，龙游商人凭借“秤平斗满”的诚信准则和“义中取利、利济天下”的儒商风骨，在明清十大商帮中独树一帜。在南孔文化的浸润下，龙游商帮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义取利、敦本善俗、海纳百川、商以文显”的龙游商帮精神。

雷祥雄和付丽萍认为，龙游商帮作为中国古代商业群体中的重要一支，其独特的“士魂商才”精神谱系和文化内涵，不仅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对后世商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入剖析这一精神谱系，对于理解古代商业文化、传承商业智慧具有重要意义。傅元龙以纸业致富后，主动倡议加税资助育婴堂，参与捐建凤梧书院、修建通驷桥等公共设施，推动社会公益与文化传承。书商童佩，热心公益，购置田地数十亩，以田租收入创办村塾，让贫寒弟子接受免费教育；捐资设立专项基金，资助生女家庭，扭转重男轻女风气。

公益慈善是龙商文化的底色之一，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余氏滋福堂给年老退休的伙计每月汇寄退休金；姜益大给职工发“红利压岁钱”，对年长者以叔伯相呼，同辈以兄弟相称；李汝衡对借贷之人慷慨解囊，对欠债不还之人也宽容相待。当代龙商也承袭了这些优良传统。如凯马国际董事长柯国宏，仅在支持教育事业方面，他斥巨资创办国际学校，捐款助力西湖大学，还出资100万元在龙游中学设立“奖教奖学基金”。柯国宏本人也获得法国卓拉德骑士勋章（继马云后第二位获此荣誉的浙江企业家），担任浙江省大健康专委会主任等职务，并获评“大爱浙商抗疫英雄”。

（三）士魂商才：儒商合体知行合一

除了龙商走遍天下，龙游自古人才辈出，有“儒风甲于一郡”之美誉。南宋以来，由仕而商，由商而仕，仕商相济，人才不绝如缕，龙游历史上有正式记载的进士157人，状元3人。科举成绩领先于大多数区县。当代龙游籍两院院士有7位。孔子第48代裔孙孔端友从山东曲阜南迁至衢州,建立孔氏家庙。孔府南迁推动了衢州文化的发展，促进了龙游商与儒家文化的结合。

儒和商之间的内在一体化和有机关联，是历史上龙游商帮的典型特征。代表人物像“滋福堂”药号创办人余恩嵘有功名，原来在广东连州任知州，同时他也是一位名至实归的“大儒”，曾任龙游凤梧书院的山长。代表人物童佩就是有名的儒商，他是藏书家和珠宝商。他们以儒行贾，义利兼容，贾行儒道，以仕的行为标准、价值观是龙游儒商的鲜明特点。

雷祥雄和付丽萍认为，在士魂方面，龙游商帮通过士人化生活方式、士绅阶层社会担当和士大夫化价值追求，传承和弘扬了儒家文化，履行了社会责任。此外，其子孙婚配亦多择书香门第，充分体现了商人群体与士林文化的深度交融。此外龙游商帮中的士绅阶层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以儒家行为准则治理乡邦，将扶贫济困与道德教化有机结合，形成了制度化的慈善体系。龙游商人捐建的23座书院中，17座设有“乡贤祠”，以商业资本承载儒学道统。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即便在经济困难时期，龙游民间仍坚持“耕读传家”传统。龙游古代商人，多有儒家气质；而龙游当代院士多，跟古代龙游商帮群体之间有内在关联。他们不是闭门读书，而是延续了龙游商帮“经世致用”的传统，以社会需求、国家科技进步、行业发展作为治学、创业、做学问的导向和追求，甚至直接投身产业实践，比如郑树森李兰娟院士夫妇创办大型民营医院，堪称新时代的“士魂商才”。

从明清商帮到当代院士，龙游始终以“士魂”立心、以“商才”践行。无论是古代商人“商儒并重”的智慧，还是今日院士“学以致用”的担当，都彰显了龙游文化中务实、创新、兼济天下的核心品格。这种精神，正是“士魂商才”在新时代的最佳注解。

• 龙游商帮是历史上经历多次文化传统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标的

（一）南孔文化辐射与“300公里文化圈和商圈”

摊开中国文化地图，不难发现一个以衢州为圆心的“300公里文化圈”：在浙江金华，吕祖谦创立“婺学”；在福建南平，朱熹创立“闽学”；在江西金溪，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创立心学，后有王阳明发扬光大。这些学术在当时进行交流、互动、碰撞，从而产生了新的变迁。其中最明显的是永嘉学派、金华婺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浙江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历史上涌现的“十大商帮”，其中的徽州徽商，宁波甬商，福建闽商，江西江右，衢州龙游商帮，也都产生在孔氏南宗所在的衢州周围约300公里半径之内，他们经营中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和准则，是比较标准的儒家思想和行为规范。寻根溯源，江南社会经济发展的那一泉源头活水，往往指向宋室南渡和孔氏南迁。

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宏敏在《南孔文化方位及其精神传承与时代价值》一文中指出，南孔北孔，同宗同源。作为传统儒学的重要一脉，融“与国咸休”的政治文化、乡邦弁冕的宗族文化、根植一方的地方文化、互动演进的思想文化于一体的南孔文化，无疑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强不息、忠贞爱国、谦和仁爱、勤勉肯干、崇儒重道、求真务实、浙泗同源、开放包容”的南孔文化内涵及其基本精神，千百年来对浙中乃至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龙游商帮群体，则是南孔文化的受益者、传播者和践行者，深入血脉世代传承。

（二）龙游商帮是传统文化转型和文化经济融合的样本之一

 南孔在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传播，使得传统儒家文化的变迁在这里完成了一种转型，由崇尚天道转向转推崇人道，由崇尚礼制转向推崇心性，由格物致知转向知行合一，由重义轻利转向义利并举。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在浙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化、南孔文化，以及浙学传统的一些基本精神如“崇义养利”、“经世应务”、“工商皆本”、“知行合一”等思想，是龙游商帮的魂和根。一方面，它并不认同主流儒学对商业价值的整体性贬低，而是谋求为商业与商人正名，实事求是地评估商业在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反对唯利是图的商业，而是将之视为追求更高价值的有效途径，即以义取利。历史传承和当代转化，历史性和当代性有较好的统一。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特聘教授陶水木对宁波帮、南浔丝商群体等近代浙商群体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在分析了宁波帮、南浔丝商等发展演变后陶水木认为，这些浙商前辈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管理模式今天仍有现实的借鉴价值，其中的文化底蕴对新时代商业文明的延续和再造仍有积极意义。

四、产业和商人的内涵和形态的古今演变

（一）“遍地龙游”和“八方来龙”相向而行

龙游商帮虽然出身偏僻，但并不故步自封，而是吸纳和同化徽、闽、赣、粤等外省商人，最终实现自身的升级和传承。一方面，外地商人将各自的经商经验带至衢州，整合了龙游商帮的经商机制，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另一方面，外地商帮在衢定居以后，因受南孔文化儒风浩荡的深刻浸润，逐渐与龙游商帮融合，从而壮大了龙游商帮的队伍。

清末至民国时期，龙游县籍商人渐少，客籍居多，他们大多来自浙江的遂昌、兰溪、义乌、处州、绍兴、宁波和徽州府所属各县，以及江西、福建等省。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王婴在《龙游商帮基因解码：产业精神及南孔文化一文中分析：开放包容使得徽商、粤商、苏商、闽商和赣商等外地商人成了“龙游商帮”的新鲜血液，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促进了龙游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当代龙商也是，如今在龙游投资兴业的龙商群体中，像金龙纸业施彩莲、贝尔轨道方建平等行业龙头企业均为外来投资创业的新龙商。

（二）产业结构的地域和时代特征

一个地方主导产业的形成，与其政策导向、资源禀赋密切相关，也与其历史文化和地理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龙游商帮以山货业、造纸业、刻印业、贩运业、药材业、珠宝古董业、丝绸棉布业、矿冶业和农垦业等为主导产业。当代龙游主导产业的形成过程，其逻辑也有相似之处。

造纸业，特别是特种纸产业已经是龙游打造产业集群的一张金名片。徐王婴对比了龙游古今造纸产业的特征后认为：龙游造纸业的形成与发展，与龙游商帮独特的历史基因和地域文化密切相关。产业集群的形成有许多条件。比如自然资源、历史基因、产业积淀和地域文化等。某种程度上说，历史基因和地域文化是其竞争力的底层基础。

当代龙游产业结构也呈现这样的特点：地域特色鲜明的传统产业仍然稳健发展，而体现时代性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据龙游县政府官方数据，2024年龙游31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410.2亿元，稳居衢州市第一。全县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数量位居衢州市第一；省级“隐形冠军”企业6家，同样居全市首位；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3家，数量全市领先。这些数据体现了龙游现代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实力。

（三）地方性知识浸润涵养新生代成长

历史上龙游商帮和现代龙游商人之间的内在传承机制是什么样的？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完成传承和发展？自从清朝中后期式微后，历史上的龙游商帮，无论产业活动，还是家族传承，或者商会组织、师徒关系等，都没有连续完整的传承，但当代龙商与历史上龙游商帮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些非结构化的地方性知识、习俗传统、价值观念等，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植在民间社会，成为涵养一方百姓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不自知。

改革开放以来，龙商第一代的开拓创业和二代传承也都比较稳健。龙游第一家主板上市公司恒盛能源由二代经营，浙江26县第一个登陆科创板的禾川科技也是年轻一代龙商经营的企业，传统优势产业造纸企业恒达新材同样由二代接棒并在创业板上市。这些新时代的龙商以及创二代和他们的前辈龙游商帮一样，沉稳、坚韧、专注，成就了穿越经济周期和超越父辈祖辈的成就。

五、商帮文化的传统超越和时代建构

（一）儒家思想对工商业活动的“双刃剑效应”

儒家思想作为商业伦理的根和魂，能够对商业活动产生正反馈和积极的一面。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以儒家商业伦理思想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比如仁者爱人、先义后利、尚中贵和、诚信为本等商业伦理思想。

从一般规律说，儒家中庸处世之道缺乏创新意识，以及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局限性，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儒家对人伦纲常、宗法等级的过分强调，阻碍了其大胆创新。

儒家思想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根深蒂固，如果影响过于强大可能抑制商业活动。对他们的产业方向和子孙后代职业的选择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创业两三代之后原始积累完成，选择读书做官，做其他专业工作，比如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明显增加。同时，也要注意商业活动对儒家思想的侵蚀，如果商业化太强，儒家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可能会受到冲击，有变成商业附庸的危险。

衢州学院杨婕屿在《“以儒术饰贾事”——从档案中探析龙游儒商的交往事迹及儒商互动张力》一文中认为，龙游商帮的崛起与其拥有良好的文化优势密切相关，但也因儒家观念影响，导致龙游商帮后期发展过程阻碍重重。儒商们更倾向于将利润投入文教、慈善事业而非商业扩张。许多商人在获利后，致力于修建宅院、兴办书院、赈济灾民，而不是致力于扩大再生产。

龙游地处孔氏南宗儒学中心，深受南孔文化浸润，当地民众始终未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反而重在以商业反哺儒术，“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许多龙游商人虽因一时生活窘迫或科举不利而选择从商，但在拥有一定商业资本后就转向官场竞技，重操儒学，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考取功名奠定基础，以达到显耀门楣之目的，从商而终的极少。

龙游著名学者余绍宋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明明以商发家，却转头将轻视商业作为高尚之举，岂非忘本？尤其在清中叶后，龙游商人们已失去当年闯荡江湖、背井离乡、无远弗届的勇气和锐气，安土重迁的心态卷土重来。

（二）商帮文化的传统超越与有机更新

龙游商帮的兴衰本质上是儒家伦理“促生”与“抑制”双重作用的结果。明中期以前，儒家伦理帮助龙游商帮建立起的商业信用体系与跨阶层网络，推动了其崛起。但随着商业环境变化与规模扩大，儒家“重义轻利”“崇士抑商”的深层结构矛盾逐渐凸显，最终制约其向近代商业转型。

杨婕屿认为在全球商业文明重构的今天，龙游商帮文化的遗产给予我们双重警示：一方面，要避免陷入“文化决定论”的迷思，不能将商业成败简单归因于文化特质；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文化基因对企业发展的深层影响。尤其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文化日益成为增强凝聚力、扩大影响力、提升感召力的强大法宝。培育新时代的商业文明，需要在市场理性与人文精神、契约精神与关系网络、创新意识与传统智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和有机更新，这种平衡的艺术或许正是龙游商帮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

研究共识和展望

《“两创”背景下龙游商帮文化时代价值研究》课题研究成果显示，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必定内蕴了特定的文化力支撑，缺少这种文化力的支撑，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获得持续的生命力。龙游商帮文化核心内涵：“源远流长的文化根基”“无远弗届的精神意志”“互帮互学的团队精神”“胸怀天下的儒商风范”等，是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和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不竭动力。

龙游商帮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中国商帮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传统龙游商帮的一些经典特征，比如“无远弗届，敢为人先”，与浙江和当代浙商的重要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和“四千精神”一脉相承。比如“义利并举，厚德至上”等，与现在浙商精神中的担当、责任、共富也是殊途同归。

在新时代，我们应汲取龙游商帮的智慧，在市场理性与人文精神、创新意识与传统智慧之间寻找平衡，推动商业文明健康发展。为浙商群体提供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范式参考，也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张力中开辟出一条“文化赋能商业”的特色发展道路。

作者 童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