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开放的宽度 改革的深度

全球产业与权力坐标迁徙的背景之下,中国对全球经济新增长极——湾区经济的向往被唤醒。

世界浙商网讯2017-08-30 15:11:00来源:《浙商》杂志9月上作者:姚珏

 

  相互攀援生长的制度与市场,在经历30多年守正与出奇的博弈之后,迎来了邓小平所预言的“太平洋世纪”。 

  面朝大海,从“追随者”变身“引领者”的雄心,催促中国挣脱开“世界工厂”手和脚的角色,依靠技术创新朝国际价值链条上游攀爬、向新产业革命时代的“大脑”和“躯干”演进,也刺激着开放的精神底色愈加浓烈。 

  全球产业与权力坐标迁徙的背景之下,中国对全球经济新增长极——湾区经济的向往被唤醒。 

 

 

 

  从块状经济到大湾区 

  2006年,宁波数梦工场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滕邨,第一次来到滨海小城慈溪。 

  他拖着一只行李箱,沿着观海大道一路走到底——路两旁布满门店,老板们闲坐门口,络绎不绝的订单主动找上门,简陋的家电制造小作坊藏在店面背后。 

  北方人滕邨惊讶于这座南方小城的活力。 

  彼时的慈溪,与做袜子的诸暨、卖皮草的海宁和产领带的嵊州等地一样,在过去20年中靠着敏锐、勤奋打造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享尽了梦幻般的黄金跃进,尽管身上还带着时代的粗粝。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浙江逐渐显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特长,把小产业做成大市场,最终衍生出为其带来巨量民间财富积累和影响各个城市产业格局的块状经济。 

  2002年,中国加入WTO,面朝大海的浙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第一阵营,诸如慈溪这样有产业基础的沿海城镇开始大规模接收外贸订单,在多重要素刺激下,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飙升的经济数字背后,浙江经历了数番从产业升级到机制创新的自我革新。与此同时,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影响全球的大企业崭露头角,开始思考和面临着全球性的挑战与问题。 

  百舸争流,独木难支。 

  无论是从追赶经济增长速度的命题中强力新生的浙江,还是在浙江成长的企业,都渴望着向世界级公司跃升的“跳板”、一个全新的开放平台、一艘能驶向远海的巨舰。并以此实现知识、技术、资本、人才、服务等流动和优化组合,承载起参与全球化下半场竞争的“野心”。相比起三角洲经济时期,湾区的腹地主要不在国内而在国外,表现出强烈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比如东京湾区的工业品大部分都是出口全球市场,其腹地也是全球市场,而旧金山湾区的腹地更像是北京、深圳、新竹、班加罗尔等地区。 

  “‘大湾区’是我省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长三角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等国家战略,谋划打造的开放发展大平台。”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刘亭在省党代会期间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指出,杭州湾经济区是未来浙江省最有资格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高地和核心区域,也是牵引浙江经济再腾飞的龙头所在。 

  湾区经济,以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际化为其最重要特征,是当今国际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是世界一流滨海城市的显著标志。 

  擘画浙江改革发展新图景,把发展湾区经济作为未来城乡区域统筹和下一步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可谓水到渠成。“当前,浙江发展湾区经济正处在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兼具的黄金机遇期。”一位曾调研过湾区经济的有关人士表示,当前湾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 

    

  从地理湾区到制度湾区 

  距离滕邨第一次来慈溪已经过去了11年。 

  观海大道两侧的门店渐渐消失,仍旧迎客的门面也早已与身后的家庭小作坊切割,“还接订单,但都是整合厂家来制造、供货。”滕邨说。 

  不少小家电厂家把总部搬进了商务二路上的环杭州湾创新中心,在此重新思考技术研发、品牌打造和商业模式。 

  伴随技术模仿空间缩小、改革红利减弱,许多上一次被成功裹挟太久的城市,需要高层次的经济形态来打破藩篱。因为,它们传统产业转型阵痛仍在继续的同时,也受到科技创新、人才支撑不够强,经济发展质量不够高,区域间合作不够紧密等问题困扰。 

  杭州湾湾区地处长三角洲南翼黄金区域、钱塘江入海口,是国内唯一河口型海湾。早在2003年,浙江建设环杭州湾产业带时,已将沿海沿湾的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温州、台州六市纳入环杭州湾区域。目前,这六市经济总量占全省的79.8%,其中湾区核心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57.7%,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54.3%,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省的35.8%,是全国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这也与全球经验相符。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顶级城市群大多分布在湾区,全球沿海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口主要集中在湾区。目前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带地区。 

  若能在此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无疑是经济升级的有力支撑。 

  过去多年中,东京湾、纽约湾和旧金山湾凭借其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在经济、人口、科技、产业等领域都体现出了无可比拟的集聚优势。 

  与此同时,经济模式的转型,遇到了以“一带一路”为标志的“国际贸易新秩序”重塑的过程,恰好为大湾区经济模式提供了从市场逻辑上得以成立的“区域融合动力机制”。 

  这个能在未来科技创新爆发中,提升浙江竞争力上限的大湾区,需要做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空间阻滞。民本控股集团董事长梁小恩认为“湾区交通一体化,是未来城市群之间协同发展的基础”。 

  从1972年第一条城际轨道通车以来,45年间,BART(Bay Area Rapid Transit)不断改变着旧金山湾区各城市的关系。截至2017年3月,该湾区轨道交通已通车线路达10条。2016年平均每周客运量44.34万人次,尤其是2017年3月硅谷沃姆斯普林斯延伸线建成,使硅谷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度进一步提升。 

  此外,拆解世界三大湾区时,国际性都市、创新中心与制造基地的铁三角组合成为不容置疑的标配。“湾区内城市实现协同发展,需要重新组合城市功能。”梁小恩说。 

  而想要实现湾区城市带从表象到内核的高度融合,打破行政分割,实现资源优势融合互补,产生化学反应,显然“不仅要建立一个地理上的湾区,还要建立一个制度上的大湾区。”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认为。 

 

 

  更加浓厚的开放底色  

  分布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三大湾区的一个相似点在于,它们的人口构成多为“移民”,并通过后者创造了无数辉煌。从1995年到2005年,硅谷的工程技术初创公司中,有52.4%的公司创始人来自美国以外地区,是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一水准保持至今;在硅谷所有初创企业中,创始团队仍有50%来自国外移民。 

  移民带来不同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产生碰撞、萌发创意,形成多元文化,冲突和包容重组了湾区极为开放的文化底色。 

  这样的精神底色,对于人才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也是形成更紧密的互动与创新“浓度”的秘诀之一。《福布斯》的报道称,单谷歌一家公司就从美国大型投行挖走1200名雇员;从纽约移居加州的人数规模正处在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借助迅猛发展的信息经济,希冀成为湾区创新中心的杭州正在向“移民”敞开怀抱——这也是浙江向往湾区经济的底气之一,但要真正形成文化转型,尚需时日。在此过程中,推动繁荣向前的创新机制既是新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保持湾区活力的关键。 

  杭州可以说是中国最具创业精神的城市之一,这里是最具全球知名度的中国企业之一阿里巴巴的总部所在地。这个浙江省省会城市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系统,年轻企业的创始人都希望效仿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成功。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移民”到杭州。2017年第一季度人才净流入排名中,杭州拿下全国第一。2016年,人才净流入占比排名TOP20的城市中,杭州、长沙、武汉位列前三,其中,杭州以8.9%的占比遥遥领先,杭州接收的毕业生中有70.5%来自外地。2016年,LinkedIn(领英)发布的榜单显示,杭州的海归人才流入流出比排名全国第一。此外,杭州本地大学生的忠诚度也相当高,2016年浙江大学的本硕博毕业生中,58.24%的人选择留在浙江,其中超过80%留在了杭州。 

  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硅谷”深圳,通过代工制造模式迅速引入全球领先的工业制造与管理理念,得以异军突起式地形成了自身的“创新经济体系”。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公布了全球创新活动群落TOP100,深圳—香港地区超越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东京湾区,杭州排名第85名。报告用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起)国际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创新水平的主要依据,深港地区PCT专利申请数达41218件,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32%集中于通信领域,反映出深圳在国际市场上极强的产业竞争力。杭州PCT申请受理数量则明显少于深圳。 

  在技术创新领域,对标硅谷的杭州还有长路要走,而温州湾和台州湾自然更不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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