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两个时代，同一座站台

1986年深冬，北京站前广场，寒风卷着煤渣扑打在候车旅客的脸上。一个从四川农村来北京找活的姑娘，蹲在行李卷旁边，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上面是老乡留下的一个地址。她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户人家看孩子，每月工资35元，管吃不管住。那一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刚刚突破2000亿元，占GDP比重不到30%，全国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不足8000万人。

四十年后的同一天，同一座北京站，出站口涌出的人群中，一个穿浅灰色羽绒服的年轻女孩正对着手机轻声说：“姐，我到了，马上上地铁，二十分钟到客户家。”她是一家互联网家政平台的金牌月嫂，刚结束在河北老家的休假回京上单，这一单26天，薪资16800元。她的手机上装着实时定位、健康打卡、客户评价系统，公司后台的AI算法会为她匹配最合适的家庭需求。202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突破80万亿元，占GDP比重57.7%，从业者超过4亿人。

同一座城市，同一个行业，时隔四十年——从35元到16800元，从一张纸片到一个算法，这是480倍的工资跃迁，更是整个经济逻辑的彻底重构。

“服务业的崛起，不是经济结构中的一次普通调整，而是一场文明形态的转换。”我在《服务经济论》一书中这样写道。当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年工资、而家政服务每月仅几十元的年代，商品是稀缺的，时间是便宜的；如今，智能电视价格不足半月工资，专业家政月薪已近六千元，这种“商品价格持续下沉、服务价值不断攀升”的历史性倒挂，真切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价值重心，正在从“商品”转向“服务”，从“物”全面转向“人”。

这场跨越，历时七十五年，横亘三个时代，数字从195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即将跨越百万亿元大关。站在这个门槛上回望，有必要进行一次全景式的梳理——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看清未来。

第一章：七十五年，从195亿到80万亿

起跑线：服务业几乎被遗忘的年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中，工业被视为“脊梁”，农业被当作“基础”，而服务业——那时叫“第三产业”——更像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品。195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仅为195亿元，占GDP比重不足三分之一（28.7%）。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服务业增加值缓慢爬升至905亿元，年均实际增速不过5.4%。全国服务业就业人员4890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2.2%——每八个中国人里，只有一个人在从事服务业。

那个年代，人们拿着粮票买粮食、凭布票扯布料、用工业券买暖水瓶。“服务”两个字，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几乎等同于“理发、洗澡、照相、吃饭”。国营理发店一次剪发两毛钱，澡堂子洗一次五分钱，照相馆拍一张黑白证件照八毛——收费低廉，服务内容单一，质量参差不齐，且没有任何竞争。

彼时全球服务业占GDP比重已接近50%，美国服务业占比早在1950年代就已突破55%。中国在世界服务业的版图上，几乎是一个被忽略的小点。

破冰期：改革开放释放“人的生产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市场经济的大门刚刚推开一条缝，服务业就如春风中苏醒的野草，开始迅速生长。

1980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将“第三产业”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信号。此后，个体餐饮、服装裁缝、家电维修、小商品零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1984年，全国城镇个体从业人员达到340万人，其中80%从事服务业。人们第一次发现：原来“伺候人”的活儿，也能挣钱，也能致富。

1994年，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个“历史性反超”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农业就业占比首次低于工业。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又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的第一大产业。此时，服务业增加值已突破20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3%。

我经常在课堂上讲一个细节：1995年，上海南京路上的国营百货商店开始推行“站立式服务”——售货员从柜台后面站起来跟顾客交流。这在今天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被《解放日报》当作头版新闻。它标志着中国服务业终于从“卖方市场”的傲慢中走出来，开始学习什么叫“以客为尊”。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节点。2001年入世后，中国承诺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电信业、分销业等九大领域、100多个分部门逐步放宽外资准入。外资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保险公司的精算模型、零售巨头的供应链体系，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中国服务业的差距，也逼着本土企业跑步前进。

新时代：半壁江山，第一引擎

2015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一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达到50.2%。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从“工业主导”进入了“服务业主导”的时代。

此后十年，服务业一路高歌猛进。2018年突破40万亿元，2021年突破50万亿元，2023年达到68.8万亿元，2025年突破80.9万亿元。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20年的55.1%攀升至2025年的61.4%，连续多年超过工业和农业之和，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引擎”。

数字背后是亿万人的生活变迁。2010年，中国互联网订餐市场规模不足百亿元，2025年已超过1.2万亿元；2012年，在线旅游交易额约1700亿元，2025年突破3.5万亿元；2015年，网约车刚在一线城市起步，2025年全国每天有超过6000万单网约车出行。每一个新兴服务赛道，都是一个万亿级市场的诞生。

第二章：全球坐标——差距即潜力

没有对比，就看不清成就；没有参照，就找不到方向。

2025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57.7%。横向看，美国约80%，欧盟约75%，日本约72%，韩国约63%。我们不但落后于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巴西约63%，印度约53%虽然略低，但其服务业就业占比超过50%。

差距更明显地体现在居民服务消费上。2025年，中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46.1%，而美国同年为68.5%，日本为55.8%。具体到细分项：文化娱乐消费占中国居民总消费仅约3%，美国为10%，日本为11%；金融保险消费占比中国不到5%，美国超过8%；而居住消费占比中国超过25%，反映的是住房成本高企对服务消费的挤出效应。

这些差距，换个角度看，就是增长空间。对标国际经验，当一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迈向2万美元时，服务消费和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会呈现加速上升态势。中国人均GDP在2025年已接近1.4万美元，正处于这个“服务加速期”的关键窗口。

有一个细节特别能说明问题。2024年，我在美国纽约访问，住进曼哈顿一家高档酒店。晚上十点多，我在手机App上预订了第二天早上的“管家早餐服务”——可以在七种主食、五种蛋类做法、六种果汁中自由搭配，送达时间精确到15分钟以内，并且能选择“静音送达”（不按门铃，只发短信）。第二天早餐准时送到，温度正好，搭配精确。而同一时间在北京，五星级酒店的早餐服务依然停留在“自助餐台自取”模式。这个细节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服务业的规模已经很大，但“精细化、人性化、定制化”的服务能力，还有巨大鸿沟需要跨越。

这道鸿沟，就是百万亿元增量要填平的空间。

第三章：百万亿元从何而来——四大动能

面向2030年，国家明确提出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从80万亿到100万亿，意味着“十五五”期间需要新增约20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按年均增速4.4%计算即可实现，而“十四五”期间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速达5.8%，目标在合理区间。

增量从哪来？我将其概括为四大核心动能。

动能一：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的“智慧大脑”

发达国家的服务业结构中，生产性服务业（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等）占比通常超过60%，而中国目前约45%。随着中国制造业从“世界工厂”向“智造强国”转型，对服务型制造的需求正在井喷。

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例。2025年，该行业收入突破12万亿元，未来五年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12%左右，仅此一项到2030年就将贡献约5.6万亿元的新增量。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孪生、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等新业态，正在让制造业“长出服务的翅膀”。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生产性服务业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能带动制造业利润率增长0.6个百分点。对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不仅是服务业的事，更是制造业的“救命稻草”。

动能二：服务消费扩容提质——从“买商品”到“买体验”

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这是全球最大的服务消费市场。但2025年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约46%，距离发达国家65%—70%的水平还有近20个百分点的空间。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超过5000亿元的新增市场容量。

养老托育是典型代表。202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3.1亿，0—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养老托育服务市场规模已突破5万亿元，但有机构预测到2030年将超过10万亿元。教育、医疗、文旅、健身、宠物服务等赛道同样潜力巨大。

动能三：数智技术催生新业态——AI让服务“一人一策”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核心资源是能源和机器，那么服务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就是数据和算法。人工智能、大模型、物联网正在对服务业进行“基因改造”。

过去，一个客服人员一天接200个电话已是极限；今天，智能客服系统可以同时服务数十万用户，大模型驱动的对话机器人能够理解复杂语义、识别情绪、自动生成解决方案。过去，银行理财经理服务的高净值客户不超过200人；今天，AI投顾可以同时管理数万个账户，根据每个人的风险偏好、收支结构、人生阶段提供“一人一策”的定制方案。

新业态的涌现速度远超想象。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中，服务业占比最大，相当于GDP的9.9%。其中，数字生活服务、在线文娱、智慧健康养老等细分赛道年增速均超过20%。

动能四：制度型开放释放红利——从“跟跑”到“并跑”

202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5年，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扩围至11个城市；2026年4月，首个全国服务业发展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一系列政策信号表明：服务业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加速推进，增值电信、医疗、教育、法律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陆续落地。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率先探索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数据跨境流动等制度创新正在打破服务贸易的“玻璃墙”。

这四大动能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彼此叠加、相互赋能。数智技术提升了生产性服务的效率，制度型开放为服务消费引入了国际竞争，消费升级又反过来倒逼业态创新，形成了一个自我加速的正循环。

第四章：服务贸易——从零点出发的逆袭之路

在所有服务业板块中，服务贸易的故事最为曲折，也最为动人。如果说中国商品贸易的崛起是一条陡峭的上扬曲线，那么服务贸易的崛起就是一段“从几乎为零到万亿美元”的逆袭传奇。

从零起步：封闭年代的服务业“不可贸易”

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服务贸易。旅游是外事接待，不是产业；保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没有涉外业务；银行、电信、运输都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基础设施”，不参与国际竞争。国际收支平衡表里，“服务”一栏几乎空白。

197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仅约10亿美元出头——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同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超过400亿美元。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占比，无限接近于零。

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有一个经典论断：服务业具有天然的“不可贸易性”——理发不能跨境，餐饮无法出口，零售必须在本地。这个论断在今天看来已被彻底推翻，但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数字支付的年代，它是无法反驳的铁律。

破茧之路：入世二十年，从“陪跑”到“主赛”

中国服务贸易的真正起飞，始于加入WTO。

2001年入世前，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约660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不足2%。入世后，金融、保险、电信、运输、旅游等九大领域、100多个分部门陆续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外资物流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国际标准、管理模式和人才体系，也倒逼本土企业提升竞争力。

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2010年突破3000亿美元；2013年突破5000亿美元。每三年跨一个千亿台阶，速度惊人。

更关键的变化发生在结构层面。长期以来，中国服务贸易以传统服务为主——旅游、运输、建筑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占据7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软件、技术、金融、咨询等）占比偏低。但2010年以后，这一格局开始逆转。2015年，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比首次超过30%；2020年达到40%；2025年已接近45%。计算机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研发外包等领域增速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2024年，一个历史性的节点到来：中国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出口和进口分别超过4000亿美元和6000亿美元。从不到100亿美元到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用了四十六年。这不是线性增长，而是指数级爆发。

全球对比：追赶仍在路上

尽管突破万亿美元，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的位置依然存在巨大提升空间。

从总量看，中国服务贸易占全球比重约7.5%，与美国（约14%）差距明显。从服务贸易占本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看，中国仅约14.6%，而全球平均水平约为26.6%，美国约32%，欧盟约30%。中国商品贸易雄踞世界第一，但服务贸易只有商品贸易的六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通常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服务贸易的潜力远未被充分释放。每提升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超过1500亿美元的增量。如果中国服务贸易占比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26.6%，服务贸易总额将超过1.8万亿美元；如果达到美国水平的32%，将超过2.2万亿美元。

我常常讲一个亲身经历。2018年，我去印度班加罗尔考察当地的服务外包产业。在一家为美国医院提供医疗编码服务的企业里，我看到上千名印度年轻人在夜班时段工作的场景——他们根据美国东部时区工作，为美国患者病历做国际疾病分类编码，时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但已是印度当地平均工资的三倍。我问陪同的印度同行：“你们觉得中国会在这个领域超过你们吗？”他笑着回答：“中国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完善的教育体系、更大的国内市场，超过我们是早晚的事。问题是，你们是否真正把服务贸易当作国家战略？”

他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直到2025年，中国首次发布《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建设服务贸易强国”的目标。从“大国”到“强国”，一字之差，意味着从追求规模到追求质量、从被动开放到主动规则制定的根本转变。

新赛道上的领跑可能

数智技术的发展，正在为服务贸易开辟全新的赛道。跨境数字服务、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数字文创、云服务等领域，传统的地理障碍被彻底打破。一个在成都的动画师可以为好莱坞电影做后期，一个在杭州的AI工程师可以为硅谷企业写算法，一个在西安的老师可以为非洲学生上中文课——这就是“数字服务贸易”的魅力。

2025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额已超过4000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近四成，年均增速超过15%。这是中国最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的领域——因为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和美国几乎是同步起跑。

第五章：“一切产业皆服务业”——范式革命

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和产业观察中，我逐渐形成一个核心判断：未来，一切产业都是服务业。这个论断曾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有人觉得过于激进，但今天回看，它正在被现实一一印证。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制造业的本质正在发生改变。一台智能手机，硬件成本仅占售价的30%—40%，剩余60%—70%是操作系统、应用生态、云服务、售后支持——这些都是服务。一辆新能源汽车，硬件价值占比正在下降，自动驾驶服务、OTA升级、车载娱乐、充电网络正在成为核心竞争力。甚至一台工业机床，其价值已不再取决于铸铁的厚度和轴承的精度，而是取决于配套的预测性维护系统、产能优化软件和远程诊断服务。

二十年前我们区分一产、二产、三产，泾渭分明。今天你去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看看——无人机播种，传感器测土，云端AI诊断病虫害，冷链物流直送社区生鲜柜，用户扫码就能追溯每一颗草莓的种植全过程。这是农业吗？是。是制造业吗？无人机制造是。是服务业吗？数据服务、物流服务、追溯服务，全是。界限早已模糊。

“产品即服务”，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产业演进的大趋势。

数智时代的底层逻辑重构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我们是在“服务经济”和“数智经济”同步爆发的大背景下完成服务业跨越的。这带来了一个历史性机遇——数智技术恰好解决了传统服务业长期存在的“三大天然局限”：

——不可贸易性：AI翻译、远程协作、数字交付让跨境服务成本骤降，一个印度程序员为美国公司写代码，和坐在硅谷办公室里几乎没有区别；

——不可分工性：云平台把软件开发、数据分析、设计创意拆解成无数个可外包的模块，全球分工第一次深入到了服务业内部；

——不可规模化：在线教育让一个老师同时教十万人，数字医疗让一个专家远程服务上百家医院，平台经济让服务供给从“一对一”变成“一对N”。

与此同时，数智技术赋予了服务业全新的“六大特征”——可存储、可复制、可分工、可个性化、可平台化、可全球化。这六组“可”字，让服务业从“面对面”的传统形态中彻底解放出来。

竞争逻辑的升维

工业时代的竞争，拼的是功能、质量和成本。谁的电视更清晰、谁的汽车更省油、谁的冰箱更耐用，谁就能赢得市场。

今天的竞争，拼的是“用户体验场景”。消费者买的不是一台电视，而是一个“家庭影院娱乐场景”——从内容推荐、画质调校到音响匹配、灯光联动，是一个完整的服务链条；买的不是一辆汽车，而是一个“智慧出行解决方案”——从导航规划、充电调度、自动驾驶到车内办公、娱乐休闲，是一整套生活服务集成。

我常举一个例子：四十年前，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全国劳模张秉贵，凭借“一抓准、一口清”的绝技——一把抓出正好一两的糖果、算账一口报出价格——成为服务行业的标杆。而今天，李佳琦一场直播五分钟卖出1.5万支口红，背后是选品团队、供应链管理、直播技术、物流配送、售后客服数百人的协同作战，以及平台算法的精准流量匹配。

这两个时代的“服务英雄”，背后的生产组织逻辑已经彻底改变。张秉贵是单兵作战的“点式服务”，李佳琦是系统协同的“网状服务”。这背后，是整个经济组织方式的根本变革。

结语：跨越百万亿元门槛之后

从195亿元到80万亿元，再到即将跨越的百万亿元大关，中国服务业用七十五年时间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产业升级史。

这组数字的跃迁，不是一个行业的胜利，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终结和另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启。它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式告别“以物为本”的工业化时代，全面迈入“以人为本”的服务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方式，从“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转向“为更多人创造更美好的体验”；产业竞争的维度，从“成本最低、产量最大”转向“场景最丰富、生态最完善”；国际贸易的焦点，从“货物的关税减让”转向“规则标准的对接融通”。

站在百万亿元门槛上回望，我看到三个确定性的方向：

第一，服务业的比重还将继续提升。对标发达国家，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至少还有15—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按当前经济规模折算，意味着20万亿至30万亿元的增量空间。

第二，服务贸易是最大的增量洼地。中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只有14.6%，全球平均是26.6%，仅此一项就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提升空间。数字服务贸易、知识密集型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是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之路。

第三，服务的灵魂永远是“人”。人工智能可以替代客服、翻译、数据分析，但替代不了有温度的沟通、有创意的策划、有共情的设计。当AI接管了重复性劳动，人类的价值将回归到情感、创意、关怀、审美这些机器无法复制的领域。

“中国服务”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高处奔去。百万亿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当人性化的服务温度与智能化的技术效率深度融合，“中国服务”将不仅是一个经济规模的标签，更将成为全球产业版图中一张闪亮的国家名片。这场跨越仍在继续，而无限可能，刚刚打开。

（作者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