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系统构建“浙商学”是响应浙商之需、浙江之需、时代之需、中国之需和未来之需的战略举措。

为进一步打响浙商品牌，助力浙商发展，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杂志联合社会各界组织开展“浙商学”建设，并推出“浙商学研究”专栏，以“浙商学”为支点，构建一套兼具学术权威性与实践指导性的中国本土商业理论体系，赋能浙商群体高质量发展，为浙江“勇立潮头”提供智慧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全球商业文明贡献浙江样本。

今日推出——《盛世豪：创新驱动，民企国际化的新特征》。

驱动民营企业出海的核心逻辑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转换：从依赖传统的、行业层面的成本与规模竞争，转向构建以企业自身技术创新、品牌塑造和全球组织网络为基础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实现从“被动嵌入”到“主动塑造”全球价值链的转变。这一转型不仅关乎单一企业的兴衰，更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的关键注脚。

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社科联名誉主席

要理解当下的创新驱动战略，可从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演进的历史坐标中审视。从改革开放早期的“三来一补”，到“入世”后凭借成本优势席卷全球市场，再到今天携技术与品牌主动嵌入且重塑全球价值链，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征途始终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大体而言，其国际化战略演进轨迹可归纳为三个特征鲜明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出口贸易主导的1.0时代（约1978~2001年），其典型特征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企业依靠劳动力、土地等初级生产要素的成本洼地，以OEM（原始设备制造商，俗称“代工”）方式被动嵌入全球产业链。这一阶段，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绝对的成本优势，但对海外市场缺乏控制力。

第二阶段，是资本输出加速的2.0时代（约2002~2012年），以我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企业转向获取技术、品牌等战略资产，如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等。这一阶段，企业开始从价值链的生产制造节点向两端（研发、品牌、营销等）攀升，但整合的挑战与文化的水土不服也成为普遍难题。

第三阶段，即正在经历的全球化价值链重构的3.0时代（2013年至今），企业出海不再仅仅是产品或资本的单项流动，而是从成本优势、规模优势逐渐转向增值优势、创新优势，进而推动全产业链、全要素全球化配置的系统性升级，驱动力量从“被动应对”贸易摩擦，转变为“主动出击”寻求更大市场、更优资源配置和更高技术话语权。

由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ZIBS）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心、剑桥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浙商》杂志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民企国际化百强榜”，正是3.0时代创新驱动特征最集中的体现。首先，从规模与结构看，百强民企境外营收总额达3.98万亿元，体量今非昔比，更关键的是结构变化——百强民企中，制造业企业占据84席，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5家）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20家）构成前两大出海集群。这迥异于早年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出口结构，显示出我国民企出海的产业基础已实现高阶化跃迁。其次，从组织模式看，我国民企国际化已从“单点突破”进化为“体系出海”，百强企业均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其中药明康德的境外分支机构高达110个，这种深度布局旨在贴近市场、规避壁垒，并实现技术、管理和标准的系统性输出。再次，最核心的创新指标展现出强大动能：百强企业研发投入总额达4560亿元，专利获得总额60935个。这标志着中国领军民企的竞争力，已从行业性的成本控制，内化为企业独有的、难以复制的知识资产与技术创新能力。最后，国际化影响维度备受重视，百强企业平均ESG（环境、社会、治理）得分80.65，表明中国领军民企正积极应对全球社会责任、环境标准等非正式制度压力，塑造负责任的全球企业形象。

战略跃迁的背后，是深刻的全球竞争格局变迁与企业内在能力演进的双重逻辑。从外部环境看，依赖单一效率导向的传统全球价值链正经历“韧性”与“效率”的再平衡。地缘政治紧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迫使企业重新审视供应链安全。我国民企在海外的投资不仅是市场行为，更是构建区域化、多元化供应链网络的战略举措，以平衡效率与风险。同时，全球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绿色转型中，以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未来产业赛道不断明晰。我国民企若不能在这些领域凭借创新占领制高点，过去在传统制造业积累的规模优势将面临被颠覆的风险。从内部能力看，我国民企的优势正亟待从“行业外部规模经济”转向“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前者易导致“同质化内卷”和贸易摩擦，后者则源于企业通过持续研发创新、品牌建设和组织优化所形成的专属竞争优势，能够创造差异化价值，获取“垄断利润”。

然而，跃升之路绝非坦途。首先，从宏观数据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深度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跨国公司100大及跨国指数”显示，2025中国跨国公司100大的平均跨国指数为15.56%，显著低于世界100大的平均水平（52.52%），也低于发展中经济体100大的平均水平（30.75%）。其次，“同质化内卷”的阴影仍在，部分产业出海的模式仍显粗放，在海外市场延续价格战思维，不仅损害利润，更易诱发严峻的贸易救济措施和“产能过剩”指责。再次，合规与本地化运营是突出短板，当前企业出海面临的法律环境空前复杂，涵盖了数据跨境、隐私保护、反垄断、ESG标准及被政治化的各类“小院高墙”规则，许多企业的管理体系和法务能力尚未做好应对准备。

展望未来，推动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全面迈入“创新驱动”新阶段，需要企业、行业与政府形成合力，进行系统性的能力建构——

企业层面，应践行“深度全球化”与“创新驱动”，摒弃短线思维，确立在海外市场长期深耕、价值共创的战略决心。运营上，要从“简单复制”转向“生态融合”，构建涵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全价值链本地化体系，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创新上，要持续加大基础研发投入，致力于形成核心技术的“硬壁垒”与品牌文化的“软实力”；同时必须将合规管理提升至战略高度，建立适应全球复杂监管框架的内控体系。

产业层面，需倡导“有序竞合”与“集群出海”。为避免海外市场“同质化内卷”，行业协会与商会应发挥积极作用，建立信息共享、风险预警和自律协调机制，引导企业进行差异化、互补式布局。特别要鼓励“链主”企业牵头，带动上下游供应链、服务商“抱团出海”，形成产业链整体优势，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和本地化集成效率，这不仅能降低单一企业的试错成本，也能为中国制造赢得更好的整体声誉。

政府层面，可着力于“规则对接”与“服务赋能”，通过双边、多边协议为企业争取更公平、更透明的国际营商环境，并助力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在支持手段上，应从传统的政策激励，转向为企业提供高价值的公共服务，例如建立权威的国别法律、税务、ESG合规数据库，提供专业的人才培训，以及支持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

从“成本优势”到“创新驱动”的战略跃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在新全球化时代赢得尊敬的必由之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批植根中国、运营全球，以创新为骨、以责任为魂的世界级企业将在中国崛起。他们不仅将书写中国商业的新篇章，更将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包容性增长贡献不可或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文丨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盛世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