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下午，“美丽中国与可持续的世界竞争力——2025浙商践行‘两山’理念20年论道”将在杭州拉开帷幕。

作为本次论道的特邀嘉宾，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浙江农林大学原党委书记、宁波大学原校长沈满洪将出席活动并以《“两山”理念的理论逻辑及浙江实践》为题发表主旨演。在活动开始前，《浙商》杂志在杭州专访沈满洪，全面了解这位学术大家的人生、科研理经历及对“两山”理念的最新思考。

沈满洪

教授、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浙江农林大学原党委书记、宁波大学原校长、浙江省第七批特级专家、浙江省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特聘专家委员。

您出身于浙江农村，现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知名学者。现在看来，您觉得哪个节点的选择至关重要？

答：关键节点，是我在读研时进入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我本科学的是化学，毕业以后在高校工作，当时高校的博士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要读研究生。1994年，导师组帮我确定的方向是环境经济学。2002年，习近平同志从福建到浙江工作后很快提出了“生态省建设”，我就要帮助省里编制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那时我已经积累了整整八年时间，有能力参与进去。所以，如果没有读研时的积累，我可能就是一个专职的政工干部了。但后来，我成为一个“双肩挑”，既当干部又当专家。

“水哥”“海叔”“碳翁”，您曾形象地把自己在专业领域的探索划分为这三个阶段？

答：是的。我做资源环境经济学一开始主要聚焦于水，做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领域的研究，都是围绕水的问题，所以我当时号称“水哥”。

到宁波大学工作以后，我觉得，如果一个综合性大学没有自己的学科特色，是很难脱颖而出的。宁波大学在海边，我希望能推进学校的学科建设的海洋化。一开始推不动，我就带头转型，后来转成功了，申请了一个关于海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立了海洋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主编了海洋生态经济学的教材。所以那个时候号称“海叔”。

后来我到浙江农林大学以后，那里的许多研究跟碳汇紧密相关，再加上国家层面也提出了“3060”目标，也就是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比较聚焦的做碳中和研究。当然，这三者并不是完全简单的分割的，现在我对这三个方面也都有关注。

1994年时，整个社会对生态保护的关注还不多，为什么导师建议您选择这个方向？

答：导师的建议主要基于我本科学的是化学，因为搞环境经济学要了解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我有这样的知识就比较轻松。当时，老师给我定的大方向是环境经济学，我自己的硕士论文是做环境经济制度研究，这跟当时的背景有关。

199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21世纪议程》，一个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际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是高度关注。1994年，国务院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鼓励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所以我就选择了环境经济制度研究，它主要的意图就是怎么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实现环境保护效果，因为环境保护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要做成本收益的比较。

今年是“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它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答：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讲，现在浙江已经初步打造成一个“大花园”。现在，到我们的乡村和城市去看，生态环境的美丽程度已经是不亚于欧美的国家。

从生态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呈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同时，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等都有关系。“两山”理念的践行把生态产品转变成经济价值，跟这个事情也是有关的。现在，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经济的发展、生态共富的推进在全国呈现出很好的趋势，给全国都带来了绿色福利。这样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实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应该说“两山”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充分显示出了它的真理伟力。

很多企业做这个绿色转型的时候，会不会付出比较大的代价？

答：“两山”理念的践行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生态化，另一个方面是生态经济化。我们只有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走绿色化、生态化的道路，才有可能守得住优美的绿水青山。同时，绿水青山中的一部分作为生态功能，本来就是普惠的，金不换的。

浙江企业在践行“两山”理念的过程当中，涌现出以天能集团为代表的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故事。技术的突破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旦突破，那就是换了一片天地。所以浙江的企业在经济生态化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壮士断腕的精神和境界。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善于利用市场机制，把生态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两山的转化最关键、最根本还是要利用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生态产业靠谁发展？主要靠的是企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在企业家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外，地方政府应当起到哪些作用？

答：在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改革、环境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当中，浙江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在“两山”理念转化的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这一点是特别宝贵的。

从2005年起，浙江就从全省范围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后来新安江流域的共建、共保、共享，又是全国第一个跨界流域的生态补偿。现在，跨界流域的生态补偿已经走向了全国，连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都已经建立起了跨界生态补偿机制。

所以，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市场环境的营造方面，生态文明制度的供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正是因为制度环境做的特别好，才保障了浙江企业既能够做到经济生态化，又能够做到生态经济化。

下一个20年，您对浙商更好的践行“两山”理念有哪些建议？

答：面向未来，随着我们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对优质的生态环境、优质的生态产品、优质的生态服务的期望会不断提高。对企业家来讲，谁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生态产品，谁就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但也面临着一种挑战，因为政府对环保的标准要求也越来越高，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生态保护、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呈现出跟西方发达国家不太一样的路径。西方发达国家是先污染后治理，而中国是面临着工业化、绿色化、低碳化“三化并举”的状态。这意味着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要有非常规的创新举措，才有可能在机遇面前抓住机遇，才能够在约束条件下实现绿色利润的最大化。

您之前提到过一个观点，“生态科技是实现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法宝”。浙商在绿色技术创新上可以有哪些发力的方向？

答：浙商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事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开发的。

我们的企业家厉害到什么程度？我2010年在内蒙古调研的时候，光伏发电的成本是1.1元，风力发电是0.58元，内蒙古的火力发电只要0.16元。当时我很悲观，我们的新能源何时才能够走向市场？但到了2015年，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降到了0.5元以下，2020年降到了0.3元以下。

我们的企业能做到从生态不经济转向既生态又经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所以说企业家有两种精神，一种是冒险精神。十几年前进入到光伏行业，那是要冒险的。另外一个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既包括科技创新，也包括企业内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其中科技创新是最关键的。

您之前还提到一个观点，之前我们是“非绿色发展”，后来是“浅绿色发展”，接下来我们要迈向“深绿色发展”。您对“深绿色发展”的界定是什么？

答：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工业化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过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代价的高增长。我们不能否定这个过程做出的重要贡献，但一定要看到，这背后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很大，这样一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我们称之为“非绿色增长”。

后来我们越来越重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在大政方针的领导下，我们的企业逐渐向绿色发展转型。但是这个绿色发展还没有能够做到从源头上完全控制住。往往是有了污染的排放，企业先治理，治理到达标再排放，这样的一种方式总体上可以称之为“浅绿色发展”。

“深绿色发展”，要在源头上就解决污染问题。在生产的过程如果有排放，要及时收集那些废弃物，能够循环的产品，报废以后又要回到输入端，建立起真正的循环经济链条。所谓零碳、零废城市的建设就是这样的目标。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从“非绿色发展”到“浅绿色发展”，从浅绿色发展到深绿色发展还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深绿色发展的样本越来越多，工业领域也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案例。

您对“美丽中国与可持续的世界竞争力——2025浙商践行‘两山’理念20年论道”活动有哪些期待？

答：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在推动绿色发展、美丽中国、美丽浙江建设的过程当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因为无论是战略的谋划，规划的编制，制度的供给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这些东西完成以后谁来做呢？企业是一个重要的主体，只有企业家认识到了“两山”理念的重要性，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才可以转变成企业的具体实践。公众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因为公众参与既可以监督政府的行为，又可以监督企业的行为。

多年来，浙商不仅在以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当中勇立潮头，在未来的深绿色发展过程中，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中也能够勇立潮头，我们这个活动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助推作用。

来源:《浙商》杂志 记者 胡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