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一场聚焦科技与制度创新的思想对话在杭州展开。第十二届浙江省政协主席、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周国辉，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吴晓波等学者，围绕《有为与有效：解码杭州六小龙背后的科创生态》展开深入研讨，以浙江为样本，揭示中国特色创新生态中政府与市场的协同逻辑。

这场大咖云集的“科学咖啡馆”活动，既是对“杭州六小龙”现象的理论升华，更是对全球科创竞赛中“中国解法”的深度探索。

“游戏科学黑悟空”“云深处机器人”“DeepSeek”等企业的密集爆发，表面是技术突破的偶然，实则是浙江创新生态长期孕育的必然。周国辉在开场演讲中提出一个精妙的公式：“成功=政府（阳光）×市场（土壤）×人才（种子）×文化（气候）。”他强调，浙江科创生态的核心在于政府与市场的“乘数效应”——政策支持如同阳光普照，市场活力如土壤滋养，企业与人才如种子破土，营商环境如气候润泽，四者协同方能催生创新的化学反应。

从民间热议到海关总署的检验认证，再到政府官方背书，六小龙现象完成了从草根创新到全球标杆的跨越。“这不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官方大戏，而是民间力量自发生长、政府顺势托举的结果。”周国辉感慨道，“这种‘自下而上’的路径，正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

在西方经济学语境中，政府与市场常被视为对立关系，但浙江实践打破了这一窠臼。张军以杭州对临时停车的包容治理为例，看似微小的城市管理细节，实则是“尊重个体、鼓励创新”精神的缩影，这种创新生态“软资产”比任何政策文件更显珍贵。

张军认为，浙江模式的深层启示，在于将政府能力转化为市场活力的“乘数”。以产业基金为例，政府资金聚焦量子计算等“卡脖子”领域，早期科技投资则交由民营资本主导，既保障战略方向，又避免行政干预扭曲市场。这种“分类治理”思维，破解了“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的边界难题。

面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激烈态势，吴晓波则将目光投向历史纵深。通过梳理美国科技发展的四个阶段，即顾问时代、企业实验室、军方支持、联合研发，经验表明，开放创新生态是保持科技领先的关键，而中国正处于从“技术追赶”向“源头创新”转型的关键期，吴晓波强调，“大学正从‘知识搬运工’转变为‘创新源头’，这是抢占新周期制高点的关键。”

尽管浙江解法成效显著，与会嘉宾仍聚焦投资、产业、体制等现实命题展开思辨。政府产业基金过度介入早期投资、人工智能可能引发就业冲击、为何重点实验室未能孵化出“六小龙”……三位专家学者直言：“民营资本具有自主决策和风险自担的特性，更适应创新的不确定性。”技术替代是必然趋势，但同时也会催生新岗位，创新需要时间积累，重大创新常源于“旁门左道”，应聚焦技术前沿与社会需求结合，不必限定成果诞生于某特定主体。

活动尾声，周国辉展望未来：“杭州六小龙只是开始。随着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广东、江苏、成渝等地或将涌现更多现象级创新集群。”浙江的实践揭示了一条清晰路径：政府与市场的“乘数效应”、硬实力与软资产的协同、规模红利与制度创新的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科创竞赛中的突围利器。

正如会场背景板上“有为与有效”的标语所示，浙江解法不仅为区域发展提供样本，更在探索一条中国特色创新道路——既非放任市场，亦非强控资源，而是在动态平衡中激活每一个创新因子的生命力。这条路或许漫长，但方向已然清晰。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中信出版集团、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主办，科创之江百人会、普华科创中心、《浙商》杂志联合承办。